在David Brooks的Bobos in Paradise中,我們是融合了布爾喬亞文化與波西米亞文化的世代。在Jean M. Twenge的Generation Me中,我們則成了過度強調自我的世代。
在他們論述現代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之際,令人不禁沿循著那些評論的字眼審視自己。的確,我們成了不慍不怒的一群人,關注著居家環境裝潢與個人生涯規劃而非國家大事,在專業分工的社會裡,很多事情我們認為應該各司其職,像是弱勢族群就會由社福機構協助,經濟發展會由政府主導規劃,文化推廣也是相關團體致力的目標。接受著高等教育的我們,深深明白個人能力的有限,我們多追求將自身提升到最好,或是將個人融入巨大的機構裡成長。在這樣的思維裡,我們逐漸變得靜默,漠視周圍的傷痛與悲鳴,我們以為一切都將自有其安排,而事實上,我們只是等待。
在這個自由的年代,國家與人民反而自律了許多。在經濟上,人民因金融風暴的影響,而相信政府監理控管的必,而這也導致了國家支出占GDP的比重越來越重,但又無法放任自由競爭市場下所引發的貧富差距。而在民生上,則因有著過多的選擇,我們反倒偏好有限的選項,像是在喜歡典雅風格下的各項分支選項,包括裝扮與住家佈置等,甚至個人特色。我們開始設定自己的角色與其可能性,但我們也常改變這些設定,就像一款款不同遊戲中的主角,我們總是想像各種不同情境下的自己,直到我們開始厭倦扮演更多的角色為止。
在這個擁有資源與智慧的時代裡,或許我們該多思考更好環境的可能性,以及自身的啟發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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